日军“慰安妇”受害者在世者仅余七人,历史正义的时钟正在滴答作响

吃瓜小编2025-12-1320

2023年秋,韩国负责“慰安妇”受害者支援的官方机构“分享之家”更新了一份沉重的名单:截至目前,在韩国政府正式登记备案的二战时期日军“慰安妇”受害幸存者,仅剩7人。这份不断缩短的名单,不仅意味着亲历者的凋零,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,为一段黑暗历史敲响了最为紧迫的警钟——时间,正成为伸张历史正义最无情的敌人。

一、逐渐沉寂的声音:从238人到7人的数字之重

这一数字的变迁,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。自1992年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登记受害者起,最初登记在册的幸存者有238人。三十余年间,这个数字以平均每年数位的速度递减,至今仅存个位数。最年长的已逾百岁,最年轻的也已九十余岁。

1. 她们是谁:最后的见证者
这七位老人,每一位都有一个被战争彻底撕裂的青春。她们在十几岁的花季被强征或诱骗,送往中国、东南亚等地的日军据点,遭受了长期、系统性的性奴役。战争结束后,巨大的耻辱感和社会的冷漠让她们沉默了近半个世纪,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在民主化运动和女权运动的鼓舞下,才勇敢地站出来打破沉默。她们的名字——如已故的金学顺奶奶(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受害者)、仍在世的李容洙奶奶等——已成为这段历史的标志性符号。

2. “活着就是抗争”的艰辛
她们的晚年,是在持续的身心痛苦与为历史作证的使命感中度过的。许多人终身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、身体病痛的折磨。然而,从1992年起,她们每周三风雨无阻地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“周三集会”,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,直至因年事已高和疫情才改为其他形式。她们出庭作证,参与纪录片拍摄,用自己的余生进行着一场孤独而顽强的“记忆之战”。

二、未竟的诉求:道歉、赔偿与教科书之争

幸存者的诉求清晰而明确,却至今未得到日本政府的完全回应,构成了日韩及国际社会长期的外交与历史认识争端核心。

1. “最终且不可逆”协议下的僵局
2015年,日韩政府曾达成《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》,日本提供10亿日元资金,但将其定位为“治愈金”而非“国家赔偿”,且要求韩国移走日本馆前的“和平少女像”。该协议被多数幸存者及民间团体斥为“政治交易”,未能包含日本国会的正式立法道歉,因此 “最终且不可逆”的解决未能实现。文在寅政府上台后,实际上已冻结了该协议的执行。

2. 核心诉求的三大支柱

  • 正式道歉:要求日本政府以国会立法的形式,承认国家在强征“慰安妇”问题上的法律责任,并进行官方、明确、且获得受害者接受的正式道歉

  • 法律赔偿:区别于人道主义援助,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基于法律责任的国家赔偿,而非民间基金式的“治愈金”。

  • 历史教育:要求日本在教科书中如实记载“慰安妇”历史,防止历史被歪曲和遗忘。

三、时间紧迫:当历史审判遇上自然法则

“仅剩7人”这一现状,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。

1. 历史审判的物理时限
随着最后一位亲历者的离去,对这段历史的追索将从“受害者证言时代”彻底转入“纯历史研究与外交博弈时代”。活生生的记忆与控诉将变成档案馆里的文字与影像,其情感冲击力与道德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减弱。国际社会敦促日本解决问题的窗口期,正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同流逝。

2. 韩国民间社会的“记忆保存”运动
面对时间的压力,韩国社会正全力进行“记忆工程”。包括建立纪念馆(如“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”)、将证言数字化、制作影视作品、推动将相关内容写入教科书等。2023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“慰安妇”相关资料列入“世界记忆名录”的申请再次被提及,旨在构建全球性的记忆堡垒。

四、超越韩日:一个关乎全人类的未愈伤疤

“慰安妇”问题从来不只是韩日双边问题。

1. 多国受害者的共同历史
除了韩国,中国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荷兰等多国均有大量“慰安妇”受害者。据学者估算,总受害者数量可能高达20万人。这是一场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实施的、跨越国界的系统性反人类罪行。

2. 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
联合国人权机构多次发布报告,认定“慰安妇”制度是性奴隶制,并敦促日本承担法律责任。美国、加拿大、荷兰等多国议会通过了相关决议案。这体现了国际人权法体系对 wartime sexual violence(战时性暴力)的追责原则,也使得该问题成为检验日本如何面对其战时历史、履行国际人权责任的试金石。

3. 对当代的警示意义
“慰安妇”历史是关于战时女性人权被系统性践踏的极端案例。铭记这段历史,对于防止当代及未来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、维护普遍的人权与尊严具有永恒的警示价值。

结语:在记忆熄灭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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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位老人,是七盏在风中摇曳的烛火,照亮着一段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角落。她们的等待,是对人类良知与历史正义的最后叩问。时间,正以其最冷酷的方式,试图尘封真相。

国际社会、相关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,都站在历史的这一端。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外交难题,更是道德抉择:是在沉默中任由最后的证人带着遗憾离去,还是在她们有生之年,竭尽全力为这段历史画下一个尽可能公正的句点?

答案,将决定我们如何定义过去,也必将影响我们如何面对未来。当最后一位幸存者离开时,我们是否能说,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,来回应她们的勇气与等待?这个问题,需要行动,而非沉默,来回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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